摘要：他负责的PIMCO手上投资金额高达8500亿美元。 ...
人物周刊：中国现在的一个热点就是如何扩大内需，很多地方都在发消费券，这个行为引起了很大争议，你怎么看？ 黄亚生：发消费券，你要把它背后的思路理出来——消费不足是因为储蓄率太高。
第四，我们更应该注意协调经济增长与节约资源、保护环境的关系，把握工业化和城市化的适当进度，改变增长速度绷得太紧而加剧增长方式粗放、削弱可持续发展能力的状况。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多种所有制和市场经济条件下，党和政府要兼顾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现阶段各阶层人民的共同利益和不同社会群体的特殊利益。
题目已经出来了，解决这个问题比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还困难。不轻易许诺，但一诺千金，决不失信于民。社会经济发展具有渐进性，阶段的划分在时间上是大跨度的，转折初始的观察往往是不清晰的，以致人们进入了新的阶段而并不自觉。二是农村的建设和改革。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基础。
新阶段改革举措取舍的标准，在于是否有利于实现科学发展与社会和谐。我们要以全球化的视野来思考中国经济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就要把泡沫捅破，如其不然，则泡沫崩盘的一系列后果我们都知道。
我们每年都是从秋天开始，从中国选参加的公司，在美国选参加的学生。但如果用居民收入增速而不是GDP来衡量，1980年代是最好的。且先不说这点，如果你觉得是因为国民教育程度不高，你应该投资教育，应该解决这个问题，给他免费教育的机会，上大学不应该收他这么多学费。但是相比一些提倡西方价值观的人而言，我不是纯粹的意识形态，我确实是从数据，而且是中国自己的案例来推理。
在这种体系下，烹饪的质量就会始终如一的差……抑制国内企业家，导致了FDI的增加，造成了这种特殊的政治成本，而这本是可以避免的。中国的退休年龄很低，比别的国家早十年，测算出的失业率自然随之降低了。
但接下来是二十年的经济停止发展阶段，危机四伏。客观来讲，要想提高一个社会的稳定性和政治的稳定性，也应该追求就业，而不是追求GDP增长。过去大家均贫富，那没什么关系，1988年时出现抢购，大家觉得有通货膨胀就去买盐、买米。但这个过程是一个自然的过程。
也并不是说当时的政策怎么自由，法律怎么自由，而是政府开放，没有强力执行。从宏观数据上既然解释不通，那它这里头肯定有一些微观的因素在后面，微观的因素到底是什么，就得你自己去找。可能我对中国当时的情况不是很了解，但问题是，我的观点在后来却成为大家达成的共识，你说这是批评还是赞扬？我从1998年开始讲FDI存在负面因素的观点，那时这样的看法在国内认知度是很低的，然而到了2007年，中国政府自己都开始提出这个问题，开始讲没有本地创新、本地企业缺乏竞争力，对外资优惠过多对本土企业发展形成制约，这是我十年以前就讲的问题。但是有些东西你是不是非得知道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而且是不是有些东西都要知道才能做出正确判断？这是第一点。
制度——主要是经济制度，但政治制度也很重要——对一个国家能不能经济起飞，起到一个至关重要的作用。特色不足恃 经济观察报：现在很明显，在怎么看中国的问题上差异很大，一种观点认为它危机四伏，是泥足巨人。
两边都谈了之后，特别有意思的是，双方好像描述的是两个国家，虽然它们在同一个城市做同一个项目。我们的谈话就从他的这项实践以及他研究问题时的方法论开始。
现在奥巴马讲话从来不提GDP，他提的是就业。于是在同我们的谈话中，他争辩了上个世纪90年代国有企业改革的政策是如何不妥，争辩了如何重新认识上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的中国经济发展道路，也争辩了如何看待目前中国政府采用的经济刺激手段和扩大内需方法。他出生于一个红色世家。谁更了解中国 经济观察报：你的中国实验室项目进展的如何？ 黄亚生：到今年为止，中国实验室做了三期，印度实验室做了两期，效果都还不错，企业家反应也挺好，所以我们肯定要接着做。外资挤出内资，巴西七十年代就是这样。关于国情论 经济观察报：我不知道你怎么理解过去十年国有企业所达到的成就？ 黄亚生：如果看盈利水平，在国外有人进行过测算，要从它的资本回报率等标准来看，它还是不如私有企业。
我提倡市场经济，提倡私有产权，我并不是在讲英国，我是在讲温州。经济观察报：你写了很多关于中国的书，但我相信你也听过类似的评论，说黄亚生写的中国实际上是写给西方人看的中国，是这样吗？ 黄亚生：我更多是用英文写作，从这一点上讲肯定是写给西方人看。
它们唯一的区别就是制度。在我看来，本来应该是1980年代的中国央行行长因为小额贷款获得诺贝尔和平奖金。
他的许多观点乍看之下都有哗众取宠的嫌疑。中国现在碰到的很多问题和现象，并不是什么中国特色，其实这些特色我们在其他国家也都看到了。
我老跟别人说，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在经济上成功达到或者是超过西方国家水平的经济体都在东亚：韩国、日本、中国台湾、中国香港，新加坡——如果从文化上讲，它也可以作为东亚国家，尽管从地理上它是东南亚国家。对上世纪九十年代的国有企业重组我非常有意见。这跟我的研究完全一致。我也希望利用这个项目来推动中国商学院教育更多面对社会，能够从第一天就接触企业，而不仅仅是在课堂里面讨论案例。
影响人均GDP的一个因素是人口出生率，中国实行的计划生育政策，大大降低了人口出生率，在1990年代人口出生率变得很低。另外一种观点则认为，中国是全球的模范生。
GDP增长和就业之间没有必然的矛盾关系，但你可以选择追求带来就业机会的GDP增长，也可以追求没有就业的GDP增长。并不是说需要圆满的制度，一个制度并不需要第一天就是一个天衣无缝的完美制度，只要它能给自己时间去调整和自我完善就可以。
他参与了中国经济拉美化的讨论。但是当你面前是一个非常强大、很抱团，而且说话很强硬的一个集团时，那就是另一回事了。
父亲黄钢毕业于鲁迅艺术学院，是红色报告文学作家和剧作家，他最著名的作品是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国人不好争辩，在我看来文化可能是20%的原因，因为我也是中国人，我好争辩。1949年以前，中国小脚女人也是中国的特色，为什么中国政府就要选择去抛弃这种中国特色和中国文化？中国本身有这些东西，在我看来不足以构成应该维持它们的理由，它们也许是不合理的。我觉得这都无所谓，我们可以拿出来讨论。
我很仔细地去看，就想回答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一个典型的中国老百姓，他手里到底有多少存款？ 要是从有关部门公布的居民储蓄来看，那多的不得了，而且每年增加非常快。在书中他争辩说，中国大陆能够吸引来的高额的外商直接投资，其实正说明了中国经济和金融制度本身的缺陷。
我也仔细去看过数据，官方测算的就业率很高，但是中国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后期到2005年，平均退休年龄减少了一岁多——退休就不算失业了。也许中国10%到15%的家庭控制着中国50％到60％的存款。
黄亚生的著作和文章几乎都由英文写就。很多问题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